手记

2024年3月29日

我仔细地在想不离开的原因，我与你的精神没有共鸣，身体没有共振，喜好性情大相径庭，经济生活不相依附。孩子是婚姻的纽带，也是自由的脚镣。

但归根到底，束缚自由的并不是外界的事物，而是内心对生活、对未来的迷茫，我的停滞与感情无关，跟责任、担当无关，孩子的单纯给我带来的欢乐是凄惨精神世界唯一仅存的慰藉，而并不是镣铐。

逃离是最懒惰的办法，思想上的匮乏令你在世俗的种种评价前脆弱不堪，摆脱一种状态除了毁掉现状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想清楚之后的重建，是对理想、自由的奔赴，想到这点就应鼓起勇气往前走、向远处看，静止的事物终将被抛弃，疼痛会带来生的鲜活感。

人与人之间是极难感同身受的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，但人又无法脱离与人的关系，孔乙己问茴字有几种写法，刻画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，而不是时代的赞歌。精神渴求着回应却不可得，人群中的孤独是最深刻的孤独。

“我的灵魂离我如此遥远，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。”

人的脆弱性使其能够承受的唯一真理便是自身的愚蠢和残缺。

鲁迅生活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，那是封建气数将尽，公民意志觉醒的时代。极权压迫越用力，民主自由之风便越兴盛，越来越多的人或站出来、或写出来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别人，更为了未来。那是一种人格的英勇，不是动物性的趋利避害，蝇营狗苟。

2024年4月19日

儿子生病了，合胞病毒感染，但是精神状态良好，不像是生病的样子。恰好她又出差在外地，家里像丢了主心骨，平日里不需我操心的事情都要我来经手判断，而我又没有她的“威望”，奶奶、外婆就开始叽叽喳喳起来，开始提一些不是很靠谱的建议。

血脉亲情里面大致是不太会有心怀恶意的去伤害你，他们只能从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去做他们认为对你好的事情。就比如时下的各种爸爸妈妈们的催房、催婚、催娃，但是又说不清这里面的好意。在警惕别人的恶意时候，也要谨慎的接受别人的好意，毕竟日子还是你自己过。为了你好的说辞，是他们对自己错误的自我谅解，游说你不要过多的责怪他们，归根到底还是一种不自知的自私表现。

周末，她回来了，我一直紧绷着的神经舒展开来。就好像老虎回了家，一下子安静整齐起来，我又可以赖在沙发上看我的小人书。她的脾气不好就像是给所有人做了一个封装，我只需对付她，不需要管她身与别人的矛盾、冲突，是省心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。

最近看到一本小书《多谈谈问题》，有些比较有新意的观点摘录如下：

真理有可能早过时代，但是寻找真理与时代无关——钟叔河

万不可以以自己的学问为职业。——陈寅恪

如果你以学问为职业，那你就得有老板，这个老板或者是国家，或者是资本家，那你就得听他的话，你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是自由的。我原来觉得，我做好一门手艺，养家糊口，我再去干自己想干的事，这个生活是蛮惬意的。没想到现实世界，变成强迫你去做，或者说我必须做这个东西，不做就没有饭吃，这个乐趣就会减少。——钟叔河

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——孙中山

中国的传统重担特别沉重。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文明，这一点是我们应该用骄傲的口气来说的，但正因如此，这种文化的自我复制能力特别强，惯性特别大。物理学上讲，体量越大的东西惯性越大，我们十几亿人口摆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多典籍摆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体量够大的了。所以这种国家的更新、革新、改革，会特别艰难，它不会再一两代人之间就很轻易的完成。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虽然是百年前的作品，但现在也还是他们所摸索的进程的继续，那个过程并没有终止，也没有圆满地到达终点，它也不会有终点。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苦恼，他们的一些摸索，他们的一些，对于我们现代的人，还有直接的意义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还没有达到当时他们的最高水平。
我们走向全球文明的道路会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，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是要使所有人的思想现代化起来。有人觉得读了大学、又读了研究生的人的思想当然是现代化的思想，那不见得，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此，不一定。朱正跟我说过一句话，1957年“反右”以后，搞过一个运动叫“除四害”，每人每天要交上多少蚊子、苍蝇。这种事作为全民运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不上班，大家晚上都不睡觉去捉蚊子、捉苍蝇，捉不完的，蚊子滋生的环境没有改变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我们现在这些人，如果又一半的人像我们这样认识，这个运动自然就没有了。我认为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，我不可能去反对这个运动，我不动可以吧？装病，我病了，我睡在床上，不上班。假如我们都有这个认识，我不干这个事情，全国人民都不干，自然就干不了。这里有些人不仅是干，而且他还更积极，领导讲消灭一个，他还要消灭十个。有这样的人，就是这样的现实。这有什么办法，就要尽力去启蒙。
——钟叔河

我不是有勇气或者有可能讲我所有想讲的话，但是我绝不讲一句我不想讲的话。——钟叔河

火焰与黑洞——媒介的变化，如何改变我们——戴锦华

我们整体地陷入了认识论危机。今日的互联网结构（大数据、精准投放——信息茧房）令我们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新知、发现未知，甚至丧失了求知的意识和愿望。经由网络、传播，我们只会印证自己的已知，确信自己的正确，因此我们无从形成新的观点，丧失了质疑既有观点和立场的可能性。——戴锦华

在人性残缺的时代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——景凯旋

在中国文化中，“活在当下”是有特定含义的，即把活着本身作为最高目的，没有生命的过程感和意义感。海德格尔说，人向死而在，所以人有世界，动物没有世界。由此看来，“活在当下”其实是一个人没有世界的表现。

“活在当下不是一种自由，只有活在真实中才是自由”，生活在真实中源于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，它首先指追求真相，拒绝生活在谎言中，因为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性的危机，人的自我认同的危机，其中也包括道德的危机。其次，它是指追求真理，亦即这句话还具有形而上的层面。在西方语言中，真实和真理往往是同一个次。“生活在真实中”意味着对真理的不断追求。而在东欧作家看来，真理的源头不是主观自我，而是绝对的超验之物，坚持善、自由等价值都是源自某个更高的存在物，只有相信这个价值源头，人们才会具有对抗现实的道德勇气。东欧作家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，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超越的世界观，所有价值都是基于人的自我保全，人本身成为价值的源头，那么很显然，由人创造的价值都是相对的，于是谁拥有力量谁就拥有真理、拥有良善生活的解释权。这种情况下，何谈真正的良善生活。

多元文化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在于，如果它禁止极端观念，就会违背自己的原则，如果它容忍极端观念，又会导致自己的失败。我觉得，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是如此。

没有内心自由的人就没有自我，它的自我来自于别人眼中的自我，因此不能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。内心自由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，这是人的本质属性，没有内心自由的人永远都是随大流，把自己融入到大众之中，所以他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生活。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的人，当自己的私人生活遭到他人干预时，他不会觉得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侵犯，他心甘情愿地服从，甚至方案哪些不愿意服从的人，这正是阿特伦所说的“无思”。只有那些有自我意识的人才有可能拥有内心自由，虽然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认识那个真正的自我，但至少可以讲陈寅恪先生所说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看作自我的表现。内心自由的人不仅意味着敢于独立思考，还意味着服从自己的良知。现代人已经不再喜欢使用良知这个词，说出这个词会感到很过时，但在这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，人性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的时代，我们不仅应当重温康德的话，要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，而且还要重新唤起自己的良知。只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